以下文章来源于人文清华讲坛 ，作者人文清华
面对城镇化的大趋势，中国农村的发展之路何在？村超做对了什么，在边远的西南走出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浙江“千万工程”长达20年的探索，又提供了哪些成功经验？12月25日晚7点，人文清华讲坛，公共治理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亚华教授发表演讲《一个村超与千万村镇》，带领大家从公共治理角度认识中国农村问题，指出有效的公共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线上线下超过300万观众跟随王亚华教授一起共同思考中国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最近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一次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农村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果，包括经济持续增长，粮食不断丰收、农民收入增长等，但是我们的农业以小农户为主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0年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5.8%，加拿大的5%，澳大利亚的5.7%。我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乡村数量大幅降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1995年，中国自然村为369.5万、行政村为74万、乡村人口为8.59亿，而2022年，中国自然村为233.2万、行政村为47.8万、乡村人口为4.91亿。王亚华教授指出，农村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文化功能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强国未必有强农，但是强农之国必是强国，因此乡村振兴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王亚华教授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结合村超、浙江“千万工程”等典型案例，对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
2023年，“村超”成为年度热词火爆全网，贵州榕江县自举办村超以来，吸引了520万人次的游客，旅游综合收入近60亿元，全网话题浏览量超580亿次，150多家企业入驻，大型项目落地20多个。榕江县是全国最后一批脱贫县，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逆袭？王亚华教授指出村超出圈的密码在于融合创新、全民参与和共创共享。在村超之前，榕江县已经有斗牛赛、乡村篮球赛等5次失败的尝试，总结多次经验，最终在村超上成功突破。村超融合了优良生态环境、多彩民族文化、地道特色美食、全民足球氛围、新媒体运营等资源要素，特别是在新媒体运营上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把数据变成了新农资，把直播变成了新农活。村超放弃了政府大包大揽，发动全民参与相关活动；并让政府、企业、社会参与共创，实现成果人民共享。在公共治理中，如何调动多元主体，来融合资源要素，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村超的成功体现出有效的公共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王亚华教授表示，中国农村发展的三大主题是：基本生存，经济发展和有效公共治理。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农村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存在公共服务短缺、领导力匮乏、人文环境衰败、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农村出现公共治理危机，该危机的核心是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有效的集体行动是有效的公共治理的核心。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是否引发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2200多个村庄、45000多户农户展开调查，发现劳动力外流并不必然地引发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王亚华教授指出只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村庄领导力、社会资本、村民归属感和资源依赖性，就可以克服劳动力外流的不良影响，提升集体行动能力、振兴乡村。
王亚华教授以农文旅融合类的典型代表江西丫山、一二三产业融合类的典型代表福建西梧村等乡村为例，指出有效的治理体现在用好组织引领、市场牵引、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数字赋能这五大功能，协同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融合劳动力、土地、资金、生态、文化等多种要素，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这五大振兴。
其中最难的是多元主体协同实现共创共享，这其中涉及领导力、内生动力、能力培育、利益联结、共识凝聚五大要件。浙江推行了20年的“千万工程”所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恰恰展示了如何更好地实现共创共享。“千万工程”通过省管县，县管乡，县管村的安排，实现了多层次领导力供给，坚持规划引领，将一张蓝图绘到底。在共识凝聚上，坚持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受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发展理念，工作方法上注意从小切口出发、循序渐进、先易后难，比如在垃圾治理上，先从每家的庭院垃圾处理开始，逐步再扩大到全村的环境整治，同时又注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行一村一策。内生动力上，象山县的经验反映了如何坚持走群众路线，枫桥经验则体现了激活自治后所产生的力量。利益联结机制上，浙江安吉县三位一体的乡村运营模式通过整合国资投建、民企运营和村民入股强村富民公司这三股力量，探索出了产业振兴的成功道路。在能力培育上，浙江“千万工程”20年是乡村建设不断升级的过程，也是不断试错学习的过程，浙江也为此提供了各种资源支持，包括人才支撑、制度保障、数字赋能等，浙江是较早试行乡村经理人制度的地方，20年内各级发布了800多个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支持乡村建设，数字技术上也走在前沿，目前有些乡村已经采用人工智能做农村垃圾分类识别。正是因为这些共创共享的有力举措，使浙江成为全国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王亚华教授最后指出公共治理没有万能药，需要多样化的安排，但是这些多样化安排后面有规律可循，只要掌握好这些规律，就可以通过有效的公共治理吸引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一起来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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