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我院李应博副教授与博士研究生林子秋在《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5期上发表《技术权力与大国创新：西方国家认知逻辑、行为模式与外溢后果》一文。文章建构了技术权力与大国创新的理论关联框架；从多维度、多视角分析了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塑造国家创新能力中不断将技术权力外溢到国际政治场域的认知逻辑、创新行为模式及其外溢后果。文章指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一直在倡导构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科技创新格局，诠释了大国创新的时代意涵。面对当前全球技术治理的多重挑战与变革压力，包括西方技术创新大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应在构建更开放、更包容、更普遍的全球技术治理新生态，从而推进国家间的技术权力分配机制向公平和可持续方向发展上展现大国创新角色。
研究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技术不断发展，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崛起；科技创新的经济地理版图呈现出重心自西向东转移。同时，近年来国家科技创新行为与国家政治之间的互嵌性却也有明显加强趋势。在国际政治场域中，西方国家将技术权力与国家创新模式的关联机制逐步“外部化”，导致了国家间的技术权力之争。这一做法的可能解释是，技术被理解为形成国家权力的稀缺资源，因而必然导致这些国家在同盟安全利益与技术合作利益两者之间的选择困境。那么，应如何理解西方大国的国家整体创新认知和国家行为选择？又应如何在评估可能的外溢后果基础上改变技术权力不对称配置造成的不利局面？对此，文章从技术权力视角切入来解析西方大国的国家创新认知逻辑、行为逻辑和产生后果。
主要观点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虽都各自提供了对国家权力的理解，但共同观点指出：一国的内部工业体系、宏观经济、基础设施能力、科技发展水平是国家权力构成要件；国家不仅对本国内部主体具有权力，在国家间的关系塑造中也将发挥作用。从这一角度看，国家权力具有“溢出性”。技术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是技术要素与政治结构相互影响的产物。在开放多边主义规则下，各国以保护本国技术利益的客观性为前提，在国家创新系统之上来构建国家技术权力。如果将技术权力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稀缺资源，那么将会导致国家间的技术关系扭曲。技术权力主导国通过干预或控制全球技术配置规则、标准与国家间技术合作关系来维持自身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的技术权力及其相关利益。
以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维度上占全球重要位置的国家来塑造的大国创新模式，是国家创新的认知逻辑、行为模式与具体行动策略的集合，其目标是塑造国家创新能力从而构建国家竞争优势。在科技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国际开放合作推动形成西方大国的创新模式，其自身也从中取得创新红利。但是，近年来西方国家在技术权力结构、运行和分配上更多以丛林规则、雁阵思维和身份政治的组合逻辑来保持和重塑国家创新能力；采取全链条主导全球价值链、以实施高强度战略科技投入、解构既有技术治理信任体系，以及通过建立产业闭环价值链和阻遏要素流动等措施，推进国家竞争优势形成。这一认知逻辑和行为模式将导致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向以“外溢型”技术权力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转变，全球整体技术福利将会受损严重，其表现为三重后果。一是显著拉高全球经济系统运行风险，二是致使新兴技术后发国家可能落入“技术诅咒”，三是对西方国家自身也将产生反噬效应。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技术吸收能力和学习能力，在技术赛道上无法赶超发达国家；后发国家开展原创技术研发的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大为增加。
研究贡献
近些年来全球科技竞争态势加剧的事实进一步表明：科技创新已经不再是“技术中性”议题，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也可能偏离国家间合作的理性选择逻辑。该项研究工作对国家创新相关理论、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全球价值链等相关理论视角和学科进行融合拓展，来回应当今全球在科技创新治理中遇到的“棘手”问题背后的产生机制，从而为找到国家间更普遍、更包容和更开放的大国创新模式创设了理论对话点与叙事坐标；也为处在当下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的国家探索兼顾开放合作与自主发展的大国创新模式提供了实践展望。
作者简介
李应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林子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论文信息
李应博、林子秋：《技术权力与大国创新：西方国家认知逻辑、行为模式与外溢后果》，载《政治学研究》，2023年第5期，第126-142页。
供稿丨科研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