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悦读 2014-9-10 胡鞍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部书最大的背景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尽管这一讲话的公开信息只有不足2000字，但是信息量也非常大，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大方略。这就需要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重大政治命题进行理论的、历史的、国情的、国际视角的深入研究。
所谓理论的，就直接涉及到国家现代化理论、国家制度理论、国家能力理论等。这些理论不是主要基于西方的理论，还是基于中国人创新的理论，如基于中国学者张培刚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又如基于中国领导人的现代化目标与战略，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更基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我们提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样，我也与王绍光、周建明等提出国家能力理论、国家制度建设理论等，进一步阐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不是“舶来品”，而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题，应有之意。
所谓历史的，就直接涉及到新中国初期的国家制度创建、改革时期的国家制度重建与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从何而来？它不是从西方照搬而来，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我们还应当知道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历史地、客观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治理体系的内生性、进步性、合理性以及变革性。因为“中国创新”的最大创新，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创新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历史上曾有过农业文明时代秦始皇的国家制度创新，如郡县制等。当今，又出现了工业文明时代毛泽东的国家制度创新，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
所谓国情的，“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就直接涉及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如何处理好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反过来看，生产关系又是如何影响生产力、上层建筑又是如何影响经济基础等基本问题。在中国，就反映在几个基本的重大关系和重大矛盾中，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我们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时，不仅是抽象的，更是具体的；不仅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不仅是总结的，更是指导性的。
所谓国际视角，就直接涉及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创新适合本国国情的、又基于历史演变的更具创新力的国家制度，从而从世界性现代化的落伍者、后来者到追赶者、超越者，再到引领者、贡献者。这里，我特别在第二章的表2-2中给出了中国主要指标相对美国的水平（1950-2013年），做了实证性的分析，结果都表明中国如何从“一穷二白”的状态，仅用了60多年的时间，就变成真正具有更高现代化水平的世界大国。中国跨越式的发展，后来居上极大地影响了当前世界和人类的发展前景。此外，作者在最后第七章中专门对中国和美国治理绩效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中国的治理绩效优于美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兼顾制度延续与制度创新，进而形成了良好的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治理需要相因应。
为什么我们要写作？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记录中国、书写中国、展现中国（指向世界展现中国）。我们凭着极大的学术兴趣，也凭着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以知识特别是公共知识为“富民强国”，即知识为民、知识报国。这不只是愿望、口号，而是知行合一。
写作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写作本质上是一项深入的学术研究。对我们而言，就是每一篇国情研究报告、每一部国情研究著作，必须要有信息含金量、知识含金量、理论含金量。例如，在本书第二章的表2-3中，列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评价表（2003-2012年）。为了这张表，我们首次采用目标一致法和综合记分卡法，将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定性目标归类计分，转化为定量目标，涉及到六大类、36大项、227个子项目标，进行逐条核对和打分，才完成了这张表。这不仅是开创性的研究工作，更是为下一个十年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已经被党中央、国务院所采纳。总而言之，要有学术含金量。这就要求有新的“知识增加量”、新的“知识增加值”，增加量越大，增加值越高，所写的著作才越有价值。因此，我们一直在力图不断创新，既力图突破他人，也力图突破自己。
如何高效率的写作呢？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国情研究，是很难由一个人来进行、来完成，这就需要一个现代智库，不仅需要有学术带头人，更需要有一个精干、团结、高效、专业化、职业化的研究团队。作为清华大学的智库，国情研究与国策研究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又是我们的研究专长和特色。我们十几年来都是以团队的形式高效率地进行国情研究、进行写作。这本身也是将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自己带头写作，既要“动口”，更要“动手”，还要与团队的青年教师、博士生一起写，集体研究、集体写作、集体修改，这一全过程比最终结果更重要。这样我与他们之间形成了特有的“朋友关系”。它的含义是：读书之友；写文之友；写书之友。正是在读书，包括读社会大学之书、无字之书，到写学术之文、学术之书，看到他们学术成长，我也是由衷的喜悦。
（本文系作者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发言节选）